经济观察报 宋笛/文 近日，杭州一名骑手猝死。媒体报道，这位猝死的外卖员是附近的“跑单王”，“有的时候晚上跑单到凌晨3点多，早上6点又起来接单”。这是个例，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观察到近年外卖骑手人均工作时长增长了，单位时间收入降低了，要达到同样的收入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

这次事件又引起舆论对灵活用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骑手的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应归咎于平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平台无责，它和大部分骑手没有明确的雇佣关系，无力承担如此规模的劳动权益兜底，何况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抛开这两种二元对立的观点，面对平台经济的新特征和现实情况，一个更切实的态度应该是：鼓励平台成为灵活用工权益保障的积极作为者。

积极作为者是指：平台应该承担劳动权益保障的义务，而且不仅仅是以被动的方式，还要主动作为，在与各方的协作中，成为创造性解决新形态灵活用工群体权益保障问题的重要力量。

灵活用工群体的权益保障不是个新议题。如果我们抛掉“灵活用工”这一称谓，可以看到，上亿名农民工、数千万名卡车司机，在很长时间中扮演的都是“灵活用工”的角色。目前基于平台的灵活用工模式，其不同之处在于，通过数字技术和新的组织方式，平台一方面不断从传统的劳资义务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有能力不断加强对灵活用工群体的“控制力”。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显示，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从最初的100%降低至50%左右，外卖平台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低于1%，担责率低于15%。配送商也通过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式将认劳率从 81.62%降到 46.89%和58.62%。另一方面，学者的调查显示，全职骑手的平均劳动时长明显增加：2018年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的骑手为 36.5%，202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2.6%。

平台方拥有技术、数据、效率和规模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平台创造了劳资关系中的“新问题”，有些“新问题”超越了传统劳资关系和社会保障的框架，无法沿用传统的方法应对。但反过来，平台也可以利用技术、数据、效率和规模的优势，成为创新性解决这些“新问题”的重要力量。

比如，一些平台推出了各种劳动权益保障计划，并调整算法，以更好地保障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用工群体的基本权益；再比如，在传统的劳资市场，用工方、劳动者组织和劳动者共同构成了对薪酬的博弈机制，那么在数字化平台，劳动者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广泛、更直接地参与劳动者权益规则的讨论，形成一种更高效、更公平、更透明的协商机制。这些都是平台可以尝试的方向，平台在其中能够扮演的角色是政府和其他相关方都无法替代的。

当然，要让平台扮演“积极作为者”，政府也需要创造条件。首先是要给定约束条件，明确平台在灵活用工群体权益保障中哪些责任不可推卸。这种责任不能只是最低限度的，还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让平台把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为商业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不是陷入“越不保障骑手，越有竞争力”的逐底竞争。

其次要给平台提供空间，让平台深度参与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制度的摸索。以工伤险为例，平台方很难在原有的工伤险机制里有所作为，但各地推动灵活就业工伤险的试点，就为平台方的积极参与提供了空间。

平台公司也要意识到：尽管可以通过层层外包甚至推动骑手成为个体户等方式，从法律上剥离自己的用工义务，但社会责任并不会因此被豁免。当相关事件的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后，总有一刻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一击。

平台经济的发展确实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对灵活就业群体而言，外卖平台提供了一份极具吸引力的工作：门槛低、没账期、收入高、时间相对灵活。但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也期待平台能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证明，市场和商业文明不仅能提高社会的效率，还能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注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