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铁炮传来与倭寇由来

葡、西两国，从西洋到东洋，从东洋到西洋。怀里，各自揣着一个“征服中国”的梦想，案上，都曾有过一个“征服中国的计划”，也都折腾过一番，才放下。

西草湾战役后，葡人虽败，仍未心服，明明看似不堪一击的中国人，怎么比“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他们还能打？不但军人能打，海盗能打，就连一城、一村、一族的老百姓都成为战力了，耕战合一，商战合一，渔船即战船。

南海不行，还有东海，广州不行，还有漳州，反正要往日本去，此去经由闽、浙沿海，有机可乘时，便难免一乘。又乘过两回，以失败告终，后来也就不乘了，改与当地官员合作。

但他们在日本，却因台风漂流，得意外收获。

江户时期，《铁砲记》中，谈到日本“铁炮”来源三阶段：1274到1281年，蒙倭战争，已见蒙军使用火炮；1466年，琉球人至日本，传入明朝火铳；1543年，葡船带来欧式火绳枪，次年，便仿制出“铁炮”，这就是震撼日本的“铁炮传来”。

而种子岛，则被当作“铁炮”传入的一个起点，“漂流事件”也就被视为日本与葡萄牙第一次的历史性的相遇。

1543年，葡人漂流到种子岛，岛上日本人前来援助，见葡人火绳枪，惊为神器，称之为“铁炮”。当时，种子岛家第十四代当主，年仅十六岁的时尧，同意他们的船只停在赤尾木港，通过一位名叫“五峰”的明朝商人翻译，从葡人手中以两千金购得两把“铁炮”，将其中一把，交与“锻冶栋梁”八板清定，命其仿制，八板以女儿换技术，制造出了日本“国产第一号”的“铁炮”。

此前，他们已达琉球岛，因葡攻占马六甲，琉球人拒绝同他们交易，而日本商人，则因明朝海禁而与之通商，从此，葡船开始往来于马六甲与日本之间，开启“南蛮贸易”，1557年，葡人获得澳门使用权，以此为据，进行葡、日、中三国贸易。

上述那位翻译“五峰”，或曰其为倭寇首领——“五峰船主”王直，而那艘漂流之船，则被认为是王直的商船。

王直，又名汪直，出海时，改以母姓“汪”，自称“汪直”，1540年，与同乡徐惟学、闽人叶宗满等一同出海，“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

同年，抵达日本值贺岛，在海上，看到五座山峰，便自号“五峰”，受其影响，日本人将值贺岛改称“五岛”。

1542年，受肥前国大名松浦隆信邀约，王直以平户岛为海上贸易基地，松浦氏为其造宅，他便在此居留下来。

松浦家为平户豪族，历史上，平户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门户，9世纪初，空海以及“遣唐使”就从平户出海，10世纪后，该区域便由松浦家治理，11世纪，荣西由此东渡中国。

可到了13世纪，风云一变，血雨飘来，忽必烈两次征日，松浦家均首当其冲，他们凭借“神风”，一再击退元军。

为了复仇蒙元，松浦家以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为基地，攻掠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故被称为“三岛倭寇”。

我们读中国近代史，可见史家不同的史眼，大敌当前，怎么看？魏源关注英夷，林则徐警觉俄罗斯，可他们都忽略了日本，以至于《海国图志》里，“海国”之中，竟然没有日本。

而徐继畬写《瀛环志略》，“域外”第一国就写日本，认为，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第一就是日本，以倭患为据，他指出这一点，并归咎于蒙元，说日本自通中国以来，“未尝西向遗一矢”，然而，蒙元“无端举十万之师”侵略日本，战败而归，“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以至于“有明一代，寇掠频仍，驯至东南半壁，蹂躏无完宇。而朝鲜亦几遭蚕食，皆由元人为之祸始也”。

元末，烽火四起，东亚动荡，中国有元明易代，朝鲜半岛也发生政权更迭，高丽覆灭，开启李氏王朝。大陆方定，以期和平，而日本却以南北朝开启战国时代，向大陆输出乱源。

明朝初立，百废待兴，然而，头等大事，便是遣使臣宣谕四方，“中夏归于正统”。

故于开国第二年——1369年，明即遣使诏告日本，并提出“倭寇”问题，指出趁元朝势衰之际，“倭寇”侵扰山东，此尚可谅解，但“自去岁以来”，明朝已经推翻元朝“以主中国”，那么侵扰就该终止了。

所以，特来诏告——“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可作“臣”与“不臣”之选，“臣”，则“奉表来庭”——朝贡；“不臣”，也要“修兵自固，永安境土”。

然后警告“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由此可见，此行目的，一为报正统，一为禁倭。

然而，此行凶险，行至九州，即遇海贼，一行被杀五人，使者被拘三月，1370年，明朝再遣使臣，诏告日本：

你们这些愚蠢的倭夷，出没我国海滨为寇，我曾派人去问，一直没有回音。

我怀疑过你们是倭王派来的，故意来侵扰我民。

当我就要打造巨舟，致罚于尔邦时，听说被寇者归来了，这才知道，前日之寇，非倭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

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

我若效法前王，“前王”是谁，是忽必烈吗？如果我朱元璋竟然像忽必烈那样——“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那就“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

若尔等外夷小邦，硬要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那就必致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将控弦以待。

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如此诏告，高扬其霸权口吻，却无自知之明。何也？盖因倭患之起，除由日本战乱，乱源输出，非一时所能止，还有就是因朱元璋本人而起的“海禁”。一个“海禁”，断了多少中国沿海人靠海吃海的生计？他不知道，最大的倭患，其实是他自己。

可此次出行，终于有了回音，1371年10月，日本南朝怀良亲王派来使臣，同明使一起到达明廷，开启朝贡之行，朱元璋由此确立朝贡体系，定了15国为“不征诸夷”，奉行“厚往薄来”原则，构筑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国与国的关系体制。

从朝贡贸易到争贡之役

1401年，建文帝时，日本室町幕府正式派出遣明使，据当时《善邻国宝记》载，此次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国礼出使南京，对明称臣纳贡。

日本室町将军足利义满，上书大明皇帝，大意是：日本自开辟以来，一直向上邦通聘，“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其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来使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大明百姓若干人。

翌年，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遣使随日本来使一同返回，将军足利义满亲到港口迎接，还在京都举行了接诏仪式。

1403年，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

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遣使赵居仁等送日使归国。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赐义满“日本国王”龟形金印一枚，而幕府则当着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极刑。

明朝“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此即《永乐条约》，明朝赐贡，十年一贡，贡船两艘，每艘人数，仅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即由明官方颁发木制贸易凭证，有文字，有签章，居中分割，双方各执一半，交易时，双方对合。

有关勘合贸易的情况，日本方面，有《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一书，该书是日本古都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寻尊、政觉、经寻三代主持整理的大型文献集，共190册，现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当时的遣明使楠叶西忍，作为寻尊挚友，经常出入大乘院，与之交谈见闻，故其使明见闻因此而被寻尊记载下来。

勘合贸易，明朝指定宁波为遣明使唯一登陆地，除了一部分由大运河北上朝贡外，大部分，都留在宁波从事贸易。起初，贸易由幕府主持，之后，有大名和商人加入，来自大阪的楠叶西忍，就于宣德年间，作为遣明使商人，来宁波从事勘合贸易。

楠叶是个地道的商人，在《杂事记》中，他谈的都是利润，谈到日本的扇子、屏风等货物，在宁波都能卖到高价，而宁波的货物，贩卖到日本后，亦能获得暴利。1480年12月21日，楠叶已经86岁，他再次来到大乘院，谈起了勘合贸易。

他说：唐船之利，不过生丝，宁波生丝，一斤0.25贯，运到日本，涨20倍，能卖5贯；日货10贯，在宁波，亦能涨5倍，值50贯，可换生丝200斤，回国能卖1000贯。

一次来回，其利百倍，由明朝敕封的日本国王——幕府将军焉能放过如此赢利机会？故其转让勘合符，明码标价，以300贯一枚，收取高额费用，此外，还要求商人，以其贸易额的1/10向幕府交税，从每条船上，幕府可以收取约40000贯钱的税。

明朝对日勘合贸易，本有贡期、船只及人数限定，但为求利润，往往破了条规。从1401年首次遣明使算起，直到1547年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期间，官方遣明使共计19次，为自唐以降中日往来又一蜜月期。

可好景不长，到了嘉靖年间，那个被地壳运动挤压的小岛国又动乱起来了，先是在岛国内部发生动乱——“应仁之乱”，导致室町幕府政治休克，被明朝敕封为“日本国王”的将军，也被动乱束之高阁了，紧接着，便通过勘合贸易，将动乱输出到中国，而当其首要，即为宁波，导致宁波之乱，倭寇随之大爆发。

宁波之乱，又称“争贡之役”，发生在1523年，其时，明朝刚从南海两场海战中击退葡军，东海又“倭涛拍岸”了。

室町幕府失势后，勘合贸易这块肥肉，也被“下克上”的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所左右，他们各自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宁波后，常因勘合真伪而引发冲突。

这一次，大内氏以正德勘合组成第九次贸易使团，由谦道宗设率3船300余人，于4月27日到达宁波。细川氏得知后，也随即派船1艘，一行100余人，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亦于四月底赶到，大内氏船虽然先至，却未勘合，及宋素卿至，始一同验证。检验时，市舶司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孰真孰伪？

宋某人，原名朱编，浙江鄞县人，1495年，其父朱漆匠，受日商委托代购漆器，但直到日商回国，其父未能按价交货，遂以子抵债，被带去日本，仕于细川氏，改名为宋素卿。

故细川氏贸易使团，多有宋某随行，此次宋某，便行贿于太监赖恩，争先进港验货，不但抢了先手，还占了上风。随后，市舶司设宴欢迎两个使团，安排席位时，又以鸳冈瑞佐居首位，谦道宗设位次席，本来就敌对的两派，因席位又起争执。

大内氏使团中，多有海盗，宴会后，被谦道宗设唆使，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保管的武器，攻入嘉宾堂，杀死鸳冈瑞佐，宋某逃出，谦道宗设等纵火而去，追宋某至余姚江岸，焚毁其船，追至绍兴城下，沿途杀掠，然后返回宁波，大掠市区，夺船而逃，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军追击，不慎战死。

谦道宗设一行，逃亡途中遇强风，其中一船有33人，因风漂流至朝鲜，被守军擒获，移交给明朝政府。然后，发配浙江，令其与宋某对簿，由此揭露出遣贡先后及符验真伪问题，经查明，宋某被判决，翌年伏诛。

事后，或曰倭祸起于市舶，所以裁撤闽、浙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

1536年，大内义隆重启勘合贸易，又派了两次贸易使团来中国，但在第11次贸易使团回国途中，第三号船遭受28只海盗船围攻，死伤许多船员。因此，勘合贸易再也无人提起。

此后不久——1551年，大内义隆便因家臣谋反，被困自尽而死，从此，进入战国时代倒计时，在通往举国内战的道路上，大名朝不保夕，于是，勘合贸易终止，而大洋浪人则围绕宁波近海双屿以及舟山群岛，同沿海豪族、官员、商人抱团走私。

王直下海与中国白银岛

正是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抱团”趋势中，王直下海，并迅速崛起。日本人看好他，起初，也许视其为“宋素卿”之流，让他起个引导作用，可没几年，他就自立为王，成为主导了。明人田汝成《汪直传》说他“僭号曰宋”，自称“徽王”，还“部署官属”，拥有一个自治的政权实体——“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但其历史舞台，却不在日本，而是在他心心念念、挥之不去的中国，还在大明天下里，可他竟以国号为“宋”。

为什么？这取决于他的文化认同。何以要认同“宋”？盖因“宋”为“通”——天下“海通”，而明为“禁”——天下“海禁”。在一个由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海通”世界里搞“海禁”，眼看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而大明却没有通往“顺之者昌”，偏要走向“逆之者亡”，故他要抗争呀，以中国民间海权来抗争！

凭什么搞“海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如此，也没有“王海”一说呀！明朝天子搞“海禁”，就如同罗马教廷搞“教皇子午线”，应当有人问一问：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海权？西方有格劳修斯来“论海洋自由”，而中国却有王直下海。

下海，是以实际行动挑战“海禁”，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论海洋自由”所倡导的“天赋海权”，这就大大地冒犯了大明王朝的王权。在中国，在天子脚下，会有人主张开关，把海关打开，让洋人进来，但还没有一人敢提出“论海洋自由”。

然而，王直无言，直接就干！在《歙县志·汪直传》里，他留了一句“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就下海了，谈起原因，他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在皖南山水间，在皖学与徽商传统中，竟然出了这样一号人物，自称“徽王”，别有一番乡愁。

他可以说是徽人陈独秀和胡适的先驱吧？当我们今日提起陈、胡二人时，别忘了他们还有一位先王——“徽王”。

或曰，如此言，岂非太离谱？驴头焉能对马嘴乎？然也，此三人者，看似貌异，实则神同。其貌异者，以学者对海盗，比秀才遇到兵还糟，而其神同者，则曰“自由化”是也。

陈、胡二人，与王直同出一方水土，虽分古今，但气质相近，习性相通，自由化的人韵萌发于自然山川，发之陈、胡，以自由化发为《新青年》，于上海焕发新文化，发之王直，以自由化发为自由贸易岛，至宁波近海双屿发为“16世纪之上海”。

他在双屿港，其实是个后来者，1540年，他才下海，可双屿在1523年“争贡之役”后，甚至更早以前，就是个“生意兴隆通四海”的海通去处，成为了“闷声发大财”的贩海所在。

当勘合贸易活跃时，它跟着一起活跃，分享着朝贡带来的隐性红利，当勘合贸易衰落时，它便崛起，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以其重商主义的本来面目问世，以及确立自由贸易的自发秩序，就如同大航海的世界文学中的“金银岛”一样——双屿港。

“金银岛”虽然反映了海盗世界，但它只是一个文学化的存在，通过想象的故事表现出来，而双屿岛则不但是客观的地理上的存在，还是人化的历史性的存在，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什么时代？就是历史上那个叫做“白银”的时代。双屿岛，并非泛泛而谈的“金银岛”，但它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白银岛”，白银时代，就在此不起眼的小岛上，突破海禁，以走私的方式成长起来。

放眼世界历史，我们发现，“近代化”的落实，有两个相反相成的主体，一个主体是海盗，而另一个就是国家。

据此而言，成功的“近代化”，有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海盗与国家一体化，也就是海盗国家化，国家海盗化。

以此，我们又发现，自大航海以来，海权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海盗成为国家英雄，如此这般，乍一看，我们会认为，这是对国家正义的一种反讽，与正当性的要求格格不入。

但仔细一想，深入一看，就看到了政治文明的深层景观，比如说，在国家观念的民族精神的底片上，往往有海盗活动的斑斑遗迹，在历史的暗房中，被“近代化”的曝光显影出来。

市场经济中，那些“市场大于国家，利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就是在海盗的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他们的贸易行为，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他们的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主权的支配，他们行驶于大洋之中，逐利于国与国之间，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就通商，不能通商就走私，连走私都不能了，就开战。

若似葡人，一战就败，且一败再败，那就改变思路，提供服务，葡人之于大明就是如此，但其转机，得益于王直。

自遇王直以后，葡人的立场就转变了，因为王直将他们带往一个新的去处——日本，遂与王直一道开启新商机。

其时，日本尚处于战国时代，急需葡式“铁炮”，故葡以“信天主，得铁炮”开展葡式通商和传教，这有助于日本结束小战国时代，以倭寇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战国时代中来。

此外，他们在日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白银，日本开出银矿，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白银，没有人比王直更懂白银的价值，因其毕竟为中国人，懂得中国人的心——若你手里有白银，就不但能抓住中国人的心，还能抓住王朝中国的魂。

那时朝廷，正考虑用白银来改革大明财政，让贵金属第一次来主宰中国纳税的天平，王直一手拉着倭人，一手拉着葡人，倭人出白银，葡人跑物流，他提供根据地，引领倭人和葡人，游弋东海之滨，出入舟山，立足双屿，为大明提供海量白银。

于是乎，双屿港成了白银岛，王直以白银为纽带，开始了他个人从小东洋到小西洋的“半全球化”时代，而且尽其所能，将日本和中国同“伊比利亚全球化”连接起来，他本应成为海权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英雄，不幸的是，他却被大明王朝消灭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