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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筑医患信任还要优化制度

导读 经济观察网 言咏/文 7月25日,人们送别一位医生。他是李晟,生前就职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6天前在门诊诊疗中被一男子持刀...

经济观察网 言咏/文 7月25日,人们送别一位医生。他是李晟,生前就职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6天前在门诊诊疗中被一男子持刀袭击,不幸去世。

到目前为止,施害者的动机以及更多关联细节还有待明晰。是否与心内科既往医患纠纷有关,暂时也无法证实。在碎片的拼图中,只有李晟医生的敬业、善良是清晰的。正因如此,人们才震惊、惋惜、愤怒。人们要问,为什么一位好医生无辜逝去?

无论动机如何,都不能成为暴力袭医的理由,这是正义价值观的底线。但袭医事件发生后,人们还是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医患关系——不一定是此次事件的直接原因,可日益紧张和激化的医患关系的确是看得见的现实,也的确是诸多医患冲突的导火索。

《医学与哲学》杂志曾刊登了一篇题为《暴力伤医的大数据分析》的论文,从选取发生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的290例暴力伤医新闻中发现,七成以上袭医动机是医患关系处理不当引起的,比如,认为医院误诊延误病情、认为治疗效果不佳、对医护人员态度不满等。

2013年10月发生的导致一死两伤的温岭刺医案,起因就是患者对鼻腔手术效果不满意,其影响广泛而被视为中国医患关系史上标志性事件。那次,医生群体第一次自发组织站出来,为逝者默哀,呼吁推进医改,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然而此后11年间,医患纠纷所致的袭医事件仍时有发生,医患矛盾的症结并未解开。我们要问,本应紧密团结、并肩共对疾病的双方,关系何以瘢痕累累甚至剑拔弩张?

“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对疾病的恐惧让患者和家属情绪尤为脆弱,他们往往更需要慰藉。“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美国医生爱德华·特鲁多的墓志铭,概括的就是医学中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的价值。可以说,诊疗、帮助、安慰是一个完整的医疗服务应该包含的三个部分。然而在中国,后两部分几乎是缺失的。这与国内医学教育中“重诊疗,轻人文”有一定关系。医生是给人看病的,要面对的是“人”而不仅仅是“疾病”,沟通力和共情力与诊疗水平同样重要。一个善于沟通也有人文关怀底色的医生,寥寥数语之间也能传递安慰的力量。

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超负荷的门诊量让医生难有余力再去提供情绪价值。现实的情况是,一边是忙到没时间吃饭甚至连水都不敢多喝的医生,一边是候诊大半天看诊几分钟还经常感受到医生不耐烦的患者,疲惫的双方很容易擦枪走火。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医疗资源不足的现实制约下,把分级诊疗落到实处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分级诊疗制度已推进多年,但现实中仍是社区医院、低等级医院门可罗雀,三甲医院规模越来越大、虹吸效应越来越强。这背后是复杂的制度原因。

站在很多患者的角度,就医时除了人文关怀的几乎空白之外,即便是诊疗本身,也难言满意。看病贵、看病难依然是现实存在。一位肿瘤病人去医院例行配药时,医生可能会告知开不出进口原研药了,因为医院当年开进口药的指标已经用完。一位肺炎并发呼吸衰竭的老年患者住院10天后,只是病情趋缓但未痊愈,就被医生要求出院,医生决策考量的不是患者利益,而是按DRG/DIP(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的标准,这位患者的医疗费用快超标了,超标的部分要医院承担。

类似的例子不少。一些新制度初衷良好,但执行中暴露出的不尽完善之处,让医生成为具体压力的承担者。而患者与预期不符的就医感受也容易化为对具体医生,对具体诊疗行为的不满。制度造成的问题还是要靠优化制度来解决。7月23日,国家医保局发布了DRG/DIP2.0版分组方案,就是对此前试点了3年的1.0版暴露问题的回应。国家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王国栋在DRG/DIP2.0版发布会上表示,希望不因费用影响病人救治。我们期待新的方案能化解一部分矛盾。

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医院保安的配备和安检制度的建立提出要求。加强安保措施当然有助于防止暴力袭医事件的发生,但不是治本之策。立足点还是要放到如何缓和医患关系,重筑医患互信上。信任之下的医疗成本最低,医生、患者、社会三方都是赢家。

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该优化的制度要优化,与此同时,公共理性也很重要。在自媒体时代,一些片面放大、情绪渲染医患对立的视频或帖子迎合了流量,但除了激化医患矛盾外,对公共监督、公共讨论并无益处。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呈现和理性讨论。对个体来说,也要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偶尔治愈”并不是医者的谦卑之辞,任何诊疗决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来就没有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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