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北大光华学者沙龙”第3期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主题为“中国企业出海的策略、风险与机遇”。

围绕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话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从宏观视角分享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发展现状和“走出去”的宏观机遇与风险等两方面的观察与思考。

唐遥表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主要有产品出海（出口）、产能出海（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知识产权出海（特许经营和许可证贸易）三种模式。

中国企业出海的质量如何评价？唐遥介绍了全球价值链（GVC）上游度的概念。

“GVC上游度衡量的是外国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和中国对外国中间品依赖程度的对比，排除原材料供应因素后，这一指标能够反映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分工是否占据相对有利位置。”唐遥指出，目前中国已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 GVC 上游度下降的趋势，在40个主要经济体中GVC上游度居中，有待继续提升。

在唐遥看来，出口仍是今年中国经济实现增速目标的关键动力。不过，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制造业销售额的世界占比已达35%、增加值占比达29%，面临着“经贸战”扩散、矛盾升级等诸多挑战，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需要重新平衡。

在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宏观机遇与风险，以新的方式破解新的难题？唐遥表示，中国制造业既要“走出去”，也要“走上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另一方面，要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发展，解决部分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下游和劣势位置、被“卡脖子”的问题。

唐遥表示，一些中下游的、对要素价格敏感的、需要贴近消费市场的生产环节可以转移到境外，降低境内的制造业增加值；而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积极发展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这一战略将加快制造业向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上游发展。

唐遥认为，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推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走上去”的过程中，一个指标非常关键，就是要注意保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的稳定。

从创新驱动国际创业的角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路江涌分享了自己对中国企业出海的见解，指出了其中存在的挑战、机遇和应对策略。

比起出海这个名词，路江涌更愿意用“国际创业”这个表述。他说，创业本就不易，还要出国做，难度就更大。在路江涌看来，当前中国企业出海主要面临四种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四类挑战——新来者挑战、局外者挑战、弱小者挑战和外来者挑战，而这又是一一对应的。

不过，挑战与机遇并存。路江涌表示，新兴市场企业可以利用国际扩张作为跳板来获取战略资源并减少国内的制度和市场限制，它们往往也期望通过国际化来获得技术、品牌和其他关键资源，从而解决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和品牌劣势。

同时，若成功出海，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将多维度提升。路江涌指出，面对国内市场的经济波动时，企业可以利用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布，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从而降低风险；同时，通过国际社会和组织网络，企业可以更快速地获得市场的实时信息和政策的变动情况，从而更好地做出策略调整，降低经营风险。

在路江涌看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从点到线，从面到体的演变，从自主技术和国内市场主导的国内循环走向由全球技术和全球市场构成的国际循环已是大势所趋，而中国企业在长久的高度内卷中，已经积累了相对充足的技术和能力，出海是企业发展阶段中必须面临的选择和考题，“不可能一直待在摇篮里”，中国已经走向技术与市场驱动的国际创业阶段。

“企业出海也面临着‘黑天鹅’和‘灰犀牛’问题，面临着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发展路径的不连续性。从试错式创新到突破式创新，从延续式创新到分形式创新，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去总结思考。”路江涌说。

路江涌表示，创新驱动着国际创业的持续发展，不同阶段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试错式创新驱动国际企业新创，具有高灵活性、高风险性、学习导向、快速迭代的特点；突破式创新驱动国际企业成长，具有产品新颖、市场空白、技术引领、竞争优势的特点；延续式创新驱动国际企业扩张，具有缓解风险、拓展市场、提高效率、维护关系的特点；分形式创新驱动国际企业转型，具有新的需求、新的市场、新的环境、新的能力的特点。

同时，他也指出，创新驱动国际创业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技术创新驱动企业研发国际化、文化创新驱动企业组织国际化、产品创新驱动企业用户国际化、制度创新驱动企业身份国际化。

“中国企业早年都是在试错，这些错误对它们也是宝贵财富。比如有的企业成立40年，出海将近30年，曾经的试错和失误培养出了它们的全球视野，经历了突破式的成长，无论是扩张还是转型，甚至将品牌从中低端做到高端，都有了经验和依据，这在当下经济环境中是很宝贵的。”路江涌说。